知道年画吗？”

　　“年画？哦，就是一大胖小子抱着大鱼的那种？”

　　“对，您说的是最常见的《连年有余》，属于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中的经典，老北京过去都管它叫‘卫画’。那您知道北京的年画吗？”

　　“好多年都没见到年画了，难道咱北京还有年画？”

　　在大街上随机找几十个“老北京土著”做问卷调查，得到的答案出奇一致。在这座越来越摩登的千年古都，年画像一个被打入冷宫的美人，兀自在孤寂中任容颜苍老，等待有缘人垂怜。

　　即使世界再喧嚣、社会再浮躁，然而，总有那么一些人，因为一份热爱、一份情怀，在坚守一种手艺，在唤醒沉睡已久的传统文化。

　　在北京，就有这么一位立志重新恢复传统老北京木版年画技艺的“顽主儿”。

　　“祭后即焚”的北京年画

　　因北京年画重在神像和祭祀，祭祀完即焚，没能像天津杨柳青、河南朱仙镇、江苏桃花坞、广东佛山、山东潍坊、河北武强、陕西凤翔等地形成地域品牌。

　　自东向西穿过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的一条商业街，来到西侧的杨梅竹斜街，找了一圈都没看到年画工作室的门脸儿，跟旁边一位出来倒垃圾的大妈打听，“找张老师吧，就那个门进去……”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推门而入，杂院过道似羊肠，布局呈L形状，一位大叔推着摩托迎面而来，得侧身紧贴墙沿儿才能通过，见是陌生人，大叔一脸警觉地问找谁，告知后，方指着拐角的屋子说：“就那儿。找的正是时候，老张刚回来没两天……”一番道谢后，终于敲开了其年画工作室的屋门。

　　工作中的张阔和他的年画作品。

　　老张，单名一个“阔”字，1959年生人，北京土著，是北京西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中等个头儿的老张，着一身家居服，留着圆寸，两鬓已攀爬了些许白发，鼻梁上架一副窄边眼镜，富态可掬。

　　这间平房是老张平时喝茶会客的地方，工作室就在隔壁。城里的地儿窄、租金高，老张在门头沟另租了一个农家小院儿，用来放置梨木料，手工雕版的步骤大多也在那边儿完成。

　　会客室的正中央搁一八仙桌，桌上香炉里暖烟缥缈，衬得房内愈发静谧安然。老张坐在置有电脑的一张案台前，沏上一杯茶水，点起一根红塔山香烟开聊。

　　一口儿北京腔，倍儿地道，让我这个南方人有时候招架不住，一再反复跟他确认吐字，老张一脸诧异，竟有些怀疑自己的发音，估计这也是他头一遭遇到听不明白他讲话的人吧。

　　有一次，老张一时兴起在网上搜索“张阔”，结果出来了226万条相关词条，一页一页翻下去，直到第十八页才蹦出了他本人的一行简短信息。“哈哈，跟我同名同姓的都是比我能耐大的人。”后来，老张在他的名字前面搁上“年画”俩字，跳出的21700个词条都跟他有关。前些日子，老张参加圈里人组的一个饭局，边吃边侃大山，其中一哥儿们说：“咱这帮兄弟在百度上搜各自的信息，谁也没有阔爷的多。”

　　一谈起年画，阔爷两眼放光，直教人觉得整个屋子瞬间亮堂起来。作为北京人，包括北京老人，比方说阔爷的父辈，甚至再往上了说，都很少有人知道北京有年画，为什么会这样？阔爷认为，过去的北京是帝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政治、文化中心的至高地位。《左传·成公十三年》里有句经常被人们拿出来引用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北京年画几乎都跟“神像”“纸祃儿”（又称“甲马儿”，也写“纸马儿”）有关，祭祀完毕烧掉。

　　根据清乾隆、光绪年间的文献记载，旧时，逢年过节，老北京人不管家里有钱没钱，都会请几张纸祃儿回家（只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知道这纸祃儿其实就是“北京年画”），不仅是北京，举国习俗皆是如此。

　　因北京年画重在神像和祭祀，祭祀完即焚，没能像天津杨柳青、河南朱仙镇、江苏桃花坞、广东佛山、山东潍坊、河北武强、陕西凤翔等地形成地域品牌。后来，纸祃儿又被视为封建糟粕，从人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在阔爷的印象中，小时候家家户户过年时只贴春联。

　　初次听闻源自街坊大爷

　　他顺势指着墙上的一张全红主席像，说把它全刻出来，搁在桌上刷上颜色，再往上铺一张纸，使“趟子”前后一印就行了，这就是做年画。

　　第一次听闻“年画”这个陌生东西是在1974年前后。那时，阔爷还在上初中，和发小儿们的家境差不多，挤在大杂院里的人家谁家能有像样的家具啊，就连家里每人一条板凳都保证不了。几个毛头小子一合计，要不自己动手做几条。说干就干，这帮十二三岁的少年直奔前三门大街找木头，那会儿这边正在修地铁，木头扔得到处都是。找回木头后，搬出锯子、刨子、锤子等木活儿工具，照猫画虎干起来。

　　街坊一大爷路过，见小子们笨拙地做着木工活儿，就冲他们调侃道：“嘿，小子，跟谁学的？还做木匠活儿呢，一看就知道你们不会干。”

　　“大爷，您这也不教教我们，是不是？”

　　“你们也没请教我啊，也没给我磕头，凭什么教你们！”

　　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觉着逗乐，阔爷的眼神里腾起了袅袅炊烟，隔着时光之河，儿时的旧事亦能缥缈出几分水墨淡影。小子们虚心向老头儿请教，老头儿认真起来特别萌，把这活儿的工序娓娓道来……时间一长，彼此越发熟络了，就老有得聊。有时候老头儿顺道转过来跟小子们侃侃，有时候小子们专程跑去找老爷子讨教，聊的过程中，老头儿无意中提起木匠行当里的传承、门派，还特别提到了木版年画。

　　“年画是什么东西？没见过。”阔爷追问道，老头儿告诉他们，年画种类繁多，比如神像、纸祃儿、天津卫的大金鱼什么的，就跟印章似的，只不过，它是反着印上去的，印章是盖上去的。他顺势指着墙上的一张全红主席像，说把它全刻出来，搁在桌上刷上颜色，再往上铺一张纸，使“趟子”前后一印就行了，这就是做年画。

　　听起来神乎其神，一小子旁敲侧击问道：“大爷，您不刻一个，印两张？”

　　“哎哟，不敢！万一哪儿刻错了，不成反革命了！”老头儿半调侃似地打趣道。

　　当时，阔爷和发小儿谁也没把老头儿的这番话放在心上，就当一乐子，哈哈笑笑就过去了。多年后，阔爷开始做木版年画，老爷子的这番话如频闪般神奇地钻进他的脑海中翻江倒海，清晰真实得跟他雕刻的木版一样深邃。他发现，平日里跟一些老人聊天（包括这位大爷），很多事情，当初他们都不明说，你得自己慢慢去悟，能否悟出来，全凭个人慧根。

　　凡事怕琢磨，一番深究回味，总能觅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广阔天地。

　　“您说老爷子可能刻坏吗？他可是‘龙顺成’里的老木匠啊！搁我现在，照图雕刻，百分之一千也刻不坏，但是怎么叫‘坏’却是个问题。比方说，雕刻完毕，开始印刷，印完后，把木版撂一边儿，下次使时再拿出来。其间，存在一个时间过程，在不具备恒温恒湿的保存条件下，再次使用时谁敢保证木版不会发生变化，要是图案的关键部位裂口变形了呢！”随着年岁渐长，阔爷越来越悟出了几分老爷子三十多年前那番话的真味。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爷子手把手传授木匠活儿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虽然未曾行过拜师礼，但是阔爷认定老爷子就是他的授业恩师。两年前，老爷子回到衡水老家颐养天年，阔爷还专程前去探望过，转年后春节给老头儿打电话拜年，手机号是空号，“估计不在了！”阔爷唏嘘不已，深深地吐出一口烟雾。

　　刻上一百块，自然知好坏

　　老爷子上门问阔爷的“处女作”，阔爷方明白过来，其实老爷子早就知道他刻浅了，当时不点破，是为了让他自己去体验。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2003年前后，彼时的阔爷已是一位开饭馆的老板。一位做泥塑的朋友约他出趟远门转转，饭馆有人盯着，阔爷当即答应了下来。到了约定的日子，他们买张车票就出发了。大半个月下来，一路辗转武强、潍坊、凤翔、朱仙镇等地，看的都是跟民间工艺品相关的东西，其中，就有年画。时隔三十多年，“年画”这个词儿像一朵含苞已久的睡莲一下子绽放开来。

　　阔爷一寻思北京也有年画啊，便试探性地问当地的年画手艺人，是否知道北京年画，辗转几个地方询问，得到的答案皆是：“没听说，不知道。”

　　回京后，阔爷找先前提到的那位大爷问道：“大爷，我出去了一趟，人家都说咱北京没有年画啊。”大爷回答：“嗨，很正常，甭说他们了，八九十岁的老北京人估计也没几个人知道咱北京有年画。现在全北京城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年画作坊）。不像卖鱼的集中地叫‘鲜鱼口’，卖煤的集中地叫‘煤市街’，卖珠宝的集中地叫‘珠市口’，也许过去这‘珠市口’就是卖猪肉的，因为它西边是‘骡马市’，卖骡子卖马的。再往西，卖菜的地儿，就是‘菜市口’。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北京年画没有形成品牌效应，没有集中在一个地儿做。想当年，我一年也刻不了两三块版，指着刻年画生活，那不得饿死，一块版且用呢！”

　　后来，外地一些做年画的手艺人来北京做活动，找阔爷那位做泥塑的朋友聚会，朋友也会喊上阔爷一起参加。聊天中，他们谈起年画的前世今生，勾起了阔爷的胃口，阔爷觉得这玩意儿挺好，就带回了几张武强年画。那时候互联网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阔爷就上图书馆查找年画的相关资料。其间，还找了一些老人问纸祃儿的事儿。街坊里的那位大爷告诉他，凡是能看到的东西，都有相关的纸祃儿。

　　在一次又一次听到外地朋友夸赞他们当地的年画如何好如何备受重视，而“奚落”北京根本没有年画时，阔爷终于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凭一己之力把北京年画制作技艺捡起来。他跟大爷道出了这个想法，大爷说：“行，没问题，你做挺好的，干吧！”于是阔爷就去郊区买了几块梨木板，在珠市口买了一套刻刀，阔爷对于刨木板这等木工活儿驾轻就熟。到了刻版这道工序，阔爷拿出先前带回的几张武强年画给老爷子过目，老爷子告诉他可以使用原稿（此法刻版，原稿会损坏），也可以自己誊一张（此法是原稿上搁一块透明玻璃板，找来油纸，一笔笔勾出来即可，现在多用机器复印图样），阔爷尝试着誊了一张。老爷子给他演示了几种雕版刀法，并告诉他怎么顺手怎么来。

　　开饭馆的间隙，阔爷一有空就窝在屋里刻版。有时候老爷子遛弯儿顺道转过来看看，偶尔会提点阔爷几句，有时候什么都不说，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其他家常。又过了些时日，快刻完了，老爷子过来了，问道：“完了？”张阔直点头，满脸喜悦地问老爷子：“您看我刻得怎么样？”

　　老爷子若有所思地回答说：“嗯，刻完了，印出来啊。”并演示了一番如何印制。

　　过了几天，阔爷终于印出来了，可是，发现坏了，根本就没有模样，因为刻得太浅。又过了几天，老爷子上门问阔爷的“处女作”，阔爷方明白过来，其实老爷子早就知道他刻浅了，当时不点破，是为了让他自己去体验。宽的地方刻深着点儿，笔道与笔道窄的地方刻浅点儿，再大块儿的地方留出一个点儿，这叫撑着，这样纸就不会往下落了……阔爷在老爷子的指点下开始反复修改。几天后，阔爷把最终的成品拿给老爷子过目。“不错，比我刻得好！”老爷子笑呵呵地说，“刻上一百块之后，自然就知道好与坏了。慢慢刻吧，想干就干，据我所知，现在北京没有干这个的，过去北京也没有仨半人干这个的……”

　　刻出来的二维码

　　看到雕版刻印二维码的年轻人都很惊讶：“哟，您这刻出来的二维码竟然是真的，还能够扫出来。”

　　2008年，阔爷雇了一个人给看饭馆，就在门头沟军庄镇的东山村租了一个农家小院，开始正式做年画。好好的正经生意不管，做这个烧钱买卖，这事儿搁谁家会同意呢？不过，就有这样的人家，阔爷家里人没反对。

　　木版年画制作主要有四道工序：画稿起样；挑选梨木，按图刨平、打磨木板；将图样反贴木板之上雕刻线版；印线稿，用刻好的版刷上颜色，进行印制。当然，这只是单色年画制作，若是多色，就需要先行制作出线版，再制作出相应色版，有几个颜色就做出几块色版。其中，雕刻线版最见功夫也是最难的工序。“刻版时，根本不敢溜号儿（走神儿），脑子一溜号儿，手一哆嗦，完了，准刻坏。”刻版的时候，阔爷眼睛始终盯着线条，近乎不敢眨眼，视力都没以前好了。

　　雕刻线版迄今已有百十来块了，用阔爷的话说“不算多”。题材上，除了复制老北京的传统年画外，阔爷还创作了一批北京年画过去没有的内容，比如十二生肖年画、网络上大火的图案年画和梨木印章还原二维码，并且把时髦女郎、京剧名伶等年画作品印在手提袋、T恤衫上。

　　阔爷直言年画是商品，不是艺术品，至少他做的年画是商品，是商品就一定要进入市场销售。

　　因为工作室就阔爷这个“光杆司令”，根本没有时间开网店，销售渠道主要靠参加一些活动。“依我看，非遗要想发展，要想扩大影响力，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那就是我想求‘包养’，因为这需要一个团队来系统运作，有人负责设计图样，有人负责宣传推广，有人负责营销，我只干擅长的就行了，别的我也不会。不会的还干，那就是蛮干、瞎干，别人会说你是个外行！”

　　至于做年画挣不挣钱，阔爷坦言一半儿一半儿，怎么理解？就是既指望它能多挣钱，那样生活必定会好点儿；又不指望它能挣多少钱，因为自己开饭馆的收入，全家人生活绝对没问题。

　　“说白了，就是抱着‘玩’的心态，算‘票友’了。”阔爷掐灭手中的烟头，喝了一大口茶水，眼神中流露的是云淡风轻的爽直与从容。

　　采访临结束时，阔爷打开隔壁的工作室，约有二十平方米，大部分的地方都被案台、货架和年画挤占，墙壁上张贴了阔爷的不少作品，“处女作”《钟馗》赫然在目，《九九消寒图》的三种图样年画古意十足。一进门右侧拐角立着一个铁质货架，摆满了三层浸着墨渍的雕版。目前，阔爷制作的最大幅木版年画是长1.7米、宽0.46米的《同光名伶十三绝》，雕刻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仿佛这些舞台上的角儿就站在你的面前。

　　问阔爷哪幅作品是代表作，他脆生生地甩出四个字：“哪个都是！”可不，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自己的心血。“但我比较得意的就是我刻的二维码。”阔爷说这是老手艺与现代紧密结合的一次尝试，看到雕版刻印二维码的年轻人都很惊讶：“哟，您这刻出来的二维码竟然是真的，还能够扫出来。”

　　庚子年五月初二（2020年6月22日），自小谙习书法的阔爷写了一幅字装裱挂在工作室正门口，《二缺堂》也就是工作室现在的名字，上面写着：“何谓‘二缺’？一曰缺觉亦觉；二曰缺德。写之以省身也。”

　　临近中午，下午有两拨预约的客人要来工作室体验年画制作，阔爷还得收拾准备。

　　走出工作室，冬阳柔顺地抚摸着屋宇和巷道，舒服极了。跟阔爷道别，阔爷执意陪同走出小院儿，请其留步，阔爷说：“第一次来，一定要送的，这是咱北京的老理儿。”

　　挥手作别，迈出小院，杨梅竹斜街已是人头攒动。有多少人知道北京唯一的一家年画工作室就隐藏在这里呢？